毛澤東審定“五一六通知”：一個標點都不許動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全運會主席臺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最后歲月》，黃崢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今天北京從一大早起就云遮霧障，陰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氣不大好，天安門廣場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許多。

　　上午將近10點，一輛輛轎車陸續(xù)駛進人民大會堂西門院落。從車上下來的人腋下夾著公文包，步履匆匆地進了河北廳。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將在這里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有關(guān)負責人，共70多人。人們看到會場上有幾張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張春橋、王力、關(guān)鋒、戚本禹？？這是剛剛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幾位大員，因而被“擴大”進來了。

　　自從“文化大革命”成了史無前例、震動世界的大運動以來，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知名度大增，成為中外歷史學者和中共黨史專家關(guān)注的一個熱點，從中分析研究出了這樣那樣的觀點。但在當時，與會者一直到散會，仍對會議通過的文件、決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了。

　　劉少奇是這次會議的主持者，同樣對議程完全缺乏思想準備。

　　他和陳毅是4月19日從緬甸仰光飛回昆明的。他們本來打算順便對云南這個邊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也已經(jīng)作了安排，這時卻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要他們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于是，劉少奇、陳毅的專機直飛上海，接著換乘專列急赴杭州。這部杭州派來的專列本是毛澤東乘坐的，因為事情來得急，劉少奇的專列一時調(diào)不過來，就只好先臨時用一下了。

　　劉少奇到了杭州剛住下，周恩來便急匆匆趕來，向他介紹情況。劉少奇這才逐漸知道，就在他出訪的這段時間里，國內(nèi)發(fā)生了一連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幾次同康生、江青等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是錯誤的；指責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他還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jīng)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fā)到全黨。其中說：“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4月9日至12日，陳伯達、康生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系統(tǒng)批判彭真的所謂“一系列罪行”。會議決定成立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起草《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批判《二月提綱》。

　　4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用林彪的說法，是“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在此期間，“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在毛澤東主持下，寫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后來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除點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shè)立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也就搖身一變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成員中包括王力、關(guān)鋒、戚本禹、姚文元。

　　這樣，等到劉少奇出訪回國，擺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實是：彭真、陸定一已被打倒，《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已經(jīng)定稿，中央文革小組已經(jīng)成立。與此相聯(lián)系的還有：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癱瘓，鄧拓（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田家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吳晗等一批人挨整，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勢。

　　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楊尚昆（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須有的罪名遭貶黜，這時又被說成是彭真、陸定一的同伙。

　為了正式通過《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落實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組織處理，決定5月份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開會的時間定在5月4日。這次會議要通過的幾件事都是毛澤東在會前親自抓的，劉少奇幾乎沒有參與。但毛澤東表示暫不回北京。依慣例，會議就由劉少奇主持，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匯報請示。

　　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布置成了會議室。5月4日時鐘敲響10點的時候，與會人員都已到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也已經(jīng)在主席臺坐定。劉少奇宣布開會。他介紹了會議的起因、議程以及出席人員的范圍、開法。接著，總書記鄧小平對會議文件、人員編組、各組召集人和最近幾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說明。

　　會議的第一個議程是討論通過《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但大多數(shù)來開會的人都不明白為什么突然要發(fā)出這樣一個《通知》，于是決定，先開幾天座談會，傳達毛澤東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紹相關(guān)情況。

　　從5月5日至7日，介紹情況的座談會一共開了5次，分別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介紹。其中數(shù)康生的介紹最為聳人聽聞。他從5日下午開講，一個半天不夠，6日上午又講了半天，加起來差不多八個鐘頭。

　　康生的傳達是混雜不清的。他把毛澤東的指示和他自己的體會、自己的話攪在一起，使人真?zhèn)文�辨。他嘶啞著嗓音說：“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談話，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批評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壓制左派，不準革命；第二條是給任務(wù)，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shù)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貫串一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出了怎么辦？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了，羅瑞卿是一個，彭真是一個，楊獻珍是一個，楊尚昆是一個，田家英、鄧拓、廖沫沙也是？？”

　　這幾次座談會，劉少奇都沒有參加。

　　接下來，會議轉(zhuǎn)入分組討論《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與會者已經(jīng)聽過介紹，都知道這是大筆桿子陳伯達執(zhí)筆起草，又經(jīng)過毛澤東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審閱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還能提什么不同意見？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個小組報來的結(jié)果，已是眾口一詞，一片擁護聲。

　　5月16日上午10點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先由陳伯達綜合介紹各小組討論情況。本來有幾個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幾處標點和用語不妥，建議在某處增加一個“的”字、在某處去掉一個引號等等。但就是對這樣的建議，也被陳伯達、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說，整個《通知》稿一字不能改，連一個標點也不讓動。

　　劉少奇似乎覺得這樣不大好，出來解釋了幾句。他說：“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jié)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xiàn)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為這個文件點名批判了彭真，劉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見，問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見？”

　　彭真平靜地回答說：“一個檢查，一個改。”劉少奇覺得他誤解了自己的問話，又補了一句：“對通知有什么意見？”“沒有意見。”

　　“是贊成，還是反對？”彭真低頭看材料，沒有說話。

　　劉少奇不再追問，環(huán)顧了一下會場，說：“現(xiàn)在通過這個《通知》。同意的請舉手！”

　　大家舉起了右手。從此以后，《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每個與會人員都對文件中毛澤東親自加寫的幾段話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