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新子學”

　　學術創(chuàng)新是當今時代的重大課題，積極發(fā)掘傳統文化中的元典精神，解決當代文化發(fā)展中的矛盾沖突，越來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從根本上講，“新子學”所關心的正是傳統文化研究如何創(chuàng)新的問題。2012年10月，我們在《“新子學”構想》中全面論述了對當代諸子學發(fā)展的看法。2013年9月，又通過《再論“新子學”》集中探討了“子學精神”。經過數年的思考，我們進一步認為，從“新子學”角度觀照傳統文化創(chuàng)新，具有其獨特的可行性與挑戰(zhàn)性，并關聯到當代中國學術發(fā)展的一系列重要問題。

    追溯原點

　　多元文明的觀念在今日已成為普遍常識，文明的沖突與對話也時常見諸媒體。與之相關的還有多元現代性的觀念，如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現代性討論、杜維明的東亞現代性論述等。多元現代性是對經典現代性敘事的一種反駁，旨在強調不同的文化傳統與現代社會之間存在內在關聯。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指出，現代性對西方社會同樣是顛覆性的，只不過其內生因素起到了克服作用。借助全球史的視野，我們發(fā)現，后發(fā)現代化的國家最初都是被迫卷入現代的，都有一個急速的模仿期。當現代性深刻嵌入之后，后發(fā)國家的固有文化與現代性的協調問題就會逐漸突出。這對我們理解中國現代化與傳統之間的關系具有借鑒作用。

　　中國作為一個連續(xù)不間斷的文明體，其文化的生命力由來已久。當然，近代以來的挫折也揭示了中國文化內在的弱點。特別是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極速現代化，經濟繁榮、社會昌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引發(fā)諸多問題。一個單純發(fā)展經濟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社會發(fā)展必須落實為每個人的文明生活，這就需要文化的形塑力量。西方的流行觀念在當下中國影響甚大，學界對于傳統的研究也大多處于整理知識的階段，研究方法尚依賴于西方話語體系，這實際上強化了外來價值體系的影響。此前，“新子學”提出正本清源的主張，就是希望中國學術能擺脫既有模式，重視創(chuàng)新精神。我們認為，傳統文化研究創(chuàng)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國思想的原點，即先秦時代的諸子學傳統。

　　對于先秦學術，傳統時代的學者大多囿于經學心態(tài)，無法客觀認識其價值。近代以來觀念更新，學者多能道破要點。章太炎評價中國學術：“惟周秦諸子，推跡古初，承受師法，各自獨立，無援引攀附之事。”后來的胡適、馮友蘭等也有類似看法。這些都加深了我們對先秦時代元典性的認識。中國學術的革新，幾乎每一次都是對先秦學術的重新發(fā)掘。漢代今文學影響最大的公羊學，是早期經學和諸子學的結合。魏晉玄學匯通三玄，是對于儒、道兩家智慧的融通。宋明理學建立四書系統，是對早期儒學的一次重構，不過其強分正統、異端，則扭曲了先秦時代的思想脈絡。在理學興起前后，道教學者也以心性論為架構，成功復興了道家。其后，宋明理學模式在明清之際陷入困局。清代學術以反省心學、理學為起點，經學考證成為主流，然其逐漸流于煩瑣，終究難當大任。清代中后期，今文學和諸子學興起，先秦學術傳統再次復活，并在形態(tài)上最接近于元典時代的原貌。今文學從莊存與、劉逢祿到龔自珍、魏源，再到廖平、康有為、梁啟超，蔚為大觀，于晚清掀起巨浪，在當代又重獲新生。諸子學則從王念孫、王引之到俞樾、陳澧，再到章太炎，漸次張大，后并借助哲學史的形式成為主流。梁啟超在回顧清代學術發(fā)展時指出，清代學術的脈絡是由宋而漢，由東漢而西漢，有一個漸次回溯的過程。當代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以蒙文通為例，其治學接續(xù)廖平一系，由今古文而入齊學、魯學，再進至諸子學，深探古典時期的哲學與政治思想，可說是晚近學術演進的一個范例。數百年來，學術史的線索皆在于擺脫宋明理學模型的束縛，最終指向先秦學術的原生面貌，這可看作今天古典學問的方向。

　　先秦學術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圖景，漢宋明等不同時代對其有不同描述，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解釋者的問題意識和學術脈絡。近代以來，先秦哲學史對此提供了系統的知識圖景，而這些工作在今天看來猶有未及。哲學史的范式預設了諸子學研究的模板，研究的興趣多著力于形上學，諸子學本來的問題意識和思想線索被遮蔽了，而我們實則應于原生中國意識的定位上再多下功夫。除了學術觀念的更新，考古學發(fā)現同樣重要。我們有機會認識古人完全無法想象的先秦時代，如禪讓風氣與今文學發(fā)展的關系，孔孟之間、老莊之間的學術鏈條，黃老學的展開等，這些是傳統時代無從想象的。諸子學的發(fā)展譜系，遠較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漢書·藝文志》復雜，各家的共通性非常大，相互的影響極深。因而，當代實具備了回歸中國思想原點的極佳契機。更重要的是，諸子學本身所具有的多元開放的氣質，正是中國思想原創(chuàng)力的突出體現。身處現代語境中的當代研究者，不妨學習和繼承先秦時期“處士橫議”的原創(chuàng)精神與恣縱氣勢，擺脫各種固有觀念的束縛，汲取元典智慧，融會當代理念，是為學術創(chuàng)新之關鍵所在。

　　重構典范

　　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學者各有不同理解，或宣揚儒學道統說，或主張道家主干說，或以經學為中心。“新子學”提出之后，也有學者主張經學、子學兼治。關于經典文本的結構，當代學者也有新的探索，如主張以《論語》《孟子》《荀子》《禮記》為“新四書”，或者以儒家經典加上《老子》《莊子》為“新經學”。傳統本即復合多元，不同的主張確可相互促進。以“新子學”的角度觀之，誰是主流、誰是正統的爭論，在古代自有其理據所在，而置諸今日，卻已漸失其討論價值。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應從中華文明的整體格局看待傳統資源，因為中國思想要解決的不再是內部問題，而是如何應對現代性挑戰(zhàn)。將儒學視為中國思想的主流與正統，不免失于偏狹。中國社會已經深深扎進現代體系之中，文化轉型勢在必行。學術要大膽創(chuàng)新，要適應時代，有必要對傳統做一番大的重構。我們認為，重構的關鍵在于如何把握先秦時代思想的結構。

　　先秦是文明轉型的時代，也是構想新的天下秩序的時代。圍繞著建立一個怎樣的文明體和如何建立這個文明體，早期的思想家們既能汲取古代的資源，又能深刻觀察現實，他們獨立思考，大膽發(fā)言，形成了眾多流派�？鬃雍屠献幼鳛槿宓浪枷氲脑�點，各自發(fā)展出思想系統，同時在很多重大問題上保持共識。原始儒家溫厚活潑，開通多元，在其被體制化之前，既沒有沾染經學的氣息，也沒有為維系中樞權威而不惜一切代價。原始道家宗旨清晰，意在構建更寬松更有活力的小規(guī)模文明體，而不像漢代之后被過度扭曲，畸變?yōu)橐唤y帝國的統治技巧或者身體操作的指南。墨家是儒學價值的直接挑戰(zhàn)者，開辟了論戰(zhàn)的新視野，其關注底層和技術的傾向，為其他學派所不及。孟子和莊子都提到楊、墨的風行，可見墨家對當時思想界的巨大沖擊。法家后起，代表了諸子學新興力量，指引了當時政治體的發(fā)展，其系統的治理思想在后世影響深遠。各家宗旨不一，卻能相互吸收，越到晚期，這種趨勢越明顯。至《呂氏春秋》與《淮南子》，各家思想漸被吸納并收，表達為一種中國早期文明的整體想象，最終促進了以秦漢帝國為標志的文明體的形成，這是思想創(chuàng)造力與時代呼應的典范。

　　從文化內部來看，先秦諸家皆能開出思想的新路，光耀一時。如果站在世界文明的維度上，最受矚目的，則當屬以孔、老為代表的原始儒家、道家。其中深藏的歷史洞見和思想基因，也是現代文明重新理解自身、創(chuàng)新時代的寶貴資源。由孔、老切入元典時代，自然會在諸子學之外，注意到早期經學的價值。六經是古代典籍，其成為一個整體，則有賴于孔子。早期經學的發(fā)展，多體現為“傳”，如《春秋公羊傳》《周易傳》等。漢代學者將《春秋》視為孔子思想的關鍵，而今人研究卻多限于《論語》，對孔子和《春秋傳》的關系有欠關注，不利于深入理解。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老子與《周易》在思想上的聯系，特別是后世，無論王弼、陳摶抑或王夫之，易、老通治都是其學術的基礎。《周易》和《老子》相互融通，古人限于經學觀念，多不明言，今天則不妨深入加以討論。“新子學”認為，關于元典時期的研究范圍實應涵括諸子各家，旁涉早期經學，這樣就能跳出經、子二分的傳統觀念，回歸原點。我們主張以《春秋》《周易》《論語》《老子》為基礎，這可能是激發(fā)創(chuàng)造的新典范；再旁及《孟子》《荀子》《莊子》《墨子》和《韓非子》等其他經典，形成元文化經典的新構造。

　　儒、道異同，經、子尊卑，一直是中國思想史上備受關注的重要命題。莊子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在傳統語境中，固然有合同孔、老的主張，也有很多人嚴分儒、道。而從出土的郭店簡來看，早期儒、道兩家并非水火不容。唐以前，學者出入經子百家是常態(tài)；只是宋明理學興起后，理學家構造出正統和異端的界限，似乎孔子和老子完全成了正、邪之分。朱子把老子看成是陰謀家，務必除之而后快，這一態(tài)度對后來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略覽清人熊賜履《學統》即了然。直到近代以來，諸子學復興，學者才有真正改變，魏源、陳三立、高延第等都能平視孔、老，有如徐紹楨、嚴復等，甚至認為老子高于孔子。在今天多元文明的語境下，我們體認到，孔、老之間的同質性要大于差異性。約略言之，與古希臘思想比較，孔、老都是天下主義者，都能尊重不同族群，有人類一體的情懷，而不至于自困于城邦政治，甚至視奴隸為工具。與希伯來傳統比較，孔、老都能發(fā)揚人文精神，“依自不依他”（章太炎語），而不以神格壓制人道。這一洞見，于各大文明之中獨樹一幟。其他諸如深思德、位、時、中，以歷史意識通觀政治社會，皆可看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精神。西方學者看待老子和孔子，大概就像我們看待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是早期中國的主脈。古人的智慧在前，如何融通開新，參與到世界范圍的討論中，這是今天的任務。“新子學”主張，在面對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深入把握早期經典中的相通之處，熔鑄出新解，這當是學術創(chuàng)新的途徑。

　　喚醒價值

　　返歸元典時代，意味著學術研究方式的轉型。近代以來諸子學研究主要采取了哲學史模式，體現為“中國哲學”的知識系統，其最大的興趣則在構造形上學。站在“新子學”的角度上，“中國哲學”事實上成為現代性敘事的構件，其在知識上的貢獻遠大于價值上的。中國古典學術與西方學術存在很大差異，其價值意義大于知識意義，這一點近代以來的學者有清醒的認識。章太炎認為，中國學術在致用，西方學術在求是。柳詒徵認為，中國學術重在實行，西方學術重在知識。勞思光認為，中國哲學是引導性的，西方哲學是解釋性的。類似的講法還有很多。晚年的徐復觀為談這一問題，專門作《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歸》一文，主張以恢復儒學的實踐品格為方向。當代的研究者也有類似的主張。我們認為，傳統文化研究的方向應該是對治現代性，而非論證現代性。從哲學史的范式中走出來，把重點從知識構造轉出，重新喚醒傳統資源的價值意義，讓經典回到生活境遇中，這是關鍵。當然，這不是說把古人的話頭直接搬到現在，也不是說不顧及現代社會的主流價值，一味復古。喚醒價值，是指在傳統價值中找到適應當代的形式，并與現代價值做有效溝通。這就需要諸子學研究模式的創(chuàng)新。這方面我們已做了適當的探索。其一是研究的原理化。原理化要求不再局限于儒、道、墨、法、陰陽、名六家的框架，而是以問題為中心，做一種會通的研究。要抓住核心觀念疏通古今，融入現代生活中加以討論。諸子學具有恒久的意義，在于其洞見了文明中的基本事實，其解決問題的方案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最切近中國社會。其二是研究的社會科學化。以往的研究都偏于哲學化，我們應該更多注意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解釋古典文本�，F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不同在于，這是一個高度“人工化”的社會，一切現象都需要社會科學的視角才可以理解。古典時期的智慧需要結合諸如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的方法來闡釋，才可能具有實際的解釋力。學界較為缺乏像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一類的研究，不免阻礙了古典文本的意義開放。諸子思想的本旨在政治治理，現在的研究則多是集中于哲理方面，我們認為應該結合政治學理論的新發(fā)展做研究。

　　法國思想家科耶夫認為，現代性的本質是欲望，這指出了現代文化的根本弱點。一切打著主體、自我等旗幟的宣揚，最后都會一頭栽進虛無主義的深淵。如何面對現代性的挑戰(zhàn)，不僅是西方文化的問題，也是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多元文明的共同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冷靜理解現代社會和傳統資源之間的關系�，F代社會中的主要特質，諸如巨大的活動力、線性的進步觀、人的主體化，這些都是古典社會所沒有的現象。資本和技術推動下的社會突進，并非傳統文化能夠直接無轉換地嵌入。我們不能要求傳統思想全面構造現代社會，傳統文化的意義在于為社會提供價值系統，解決現代背景下的人的問題。不同的文明傳統有不同的價值體系，西方有其自身的價值體系和解決方案，諸如“解放神學”就是力圖解決現代社會困境的一種努力。西方的價值體系與其歷史文化緊密相關，并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困境。要解決現代化中的中國人的問題，無法模仿西方，只能通過對自身文化的創(chuàng)新來解決。誠然，先秦諸子并沒有現代生活的經驗，他們的思想也不是為了解決今天的問題。但是，諸子思想是對文明的深刻洞見，尤其是對人的深刻理解，這些具有普世和恒久的價值。假如我們把技術和資本的問題理解為物，先秦諸子要處理的就是人如何應物的問題，這是傳統文化研究創(chuàng)新的根本點。

　　以中國的價值來應對外來文化，宋儒曾經做過相應的思考。事實證明這樣的創(chuàng)造性改造才能解決價值問題。陳寅恪曾指出：“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學說，一方面不忘民族本來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承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這也是創(chuàng)造性轉化最早的表達。今天我們做的是融克西方觀念的工作，關鍵還在如何發(fā)掘元典智慧，以應對當代挑戰(zhàn)。譬如原始儒家強調家庭、教育和德性生活，這對當代中國非常重要。穩(wěn)定的家庭是社會的基礎，經濟發(fā)展對現代家庭沖擊巨大，城鄉(xiāng)二元下的家庭和教育缺失問題尤為突出。而儒家的家不僅指家庭，也可以是一種組織原則，能夠在社會組織中起到想象共同體的作用。如何把這些發(fā)展為管理學理論，值得思考。又如在政治倫理方面，儒家主張對國家行為做方向性的引導，強化行政體系的內部凝聚力，對官員的紀律約束，而道家則傾向于政治體的自我約束，放開管制，這些都可以轉化為新的社會理論，都是先秦諸子探索與思考并總結出一定方法與結論的重要話題。通觀原始儒家、道家，孔子講“和而不同”，老子講“玄同”，莊子講“莫若以明”，都顯示了開闊而包容的文化態(tài)度，其背后的理論意涵尤其值得深入發(fā)掘，并通過精深的研究形成完整的論說。中華文明并不是一枝獨秀，中華文明也不低人一等，在差異中尋求共識，在合作中保存特質，這是諸子精神的當代意義。“新子學”認為，具有現實指向的價值重建，能夠使傳統文明在國家制度、政策以及個人生活中真正落實其價值，對當代社會產生應有的貢獻。

　　只有當資本不再是自我逐利的怪獸，個人不再是虛空欲望的軀殼，中國人的文明生活才是值得期待的。傳統完全可以轉化為現代的商業(yè)理念，也可以深入其他領域，關鍵還在于創(chuàng)新的魄力與能力。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文明的國家，中國的傳統研究最終還是要提供一種身份認同，助力于文明生活的重建。“天下文明”是古人最高的理想，也是吾輩應當努力驅馳的方向。傳統中國已經深深嵌入現代世界，中國的命運和整個世界息息相關。如何把中國的思想力和創(chuàng)造力最大限度地開掘出來，考驗著每一個認真思考與生活的人�！肚f子》云：“道術將為天下裂。”時至今日，我們不妨將其理解為：多元會通的中華文明，正需要通過追溯原點、重構典范、喚醒價值的一系列創(chuàng)新實踐，才能突破自身舊有格局，從而更深刻、更切實地屹立于風云變幻的現代世界。

　�。ㄗ髡邌挝唬喝A東師范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