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的歷史起源

商代初期勢力強盛，社會還比較穩(wěn)定;而到了仲丁之后，則王室腐敗、內訌不斷，東夷人于是乘機而起，迫使仲丁從亳(今山東曹縣附近)遷都于囂(今屬河南內黃)。此后，商夷之間的戰(zhàn)事從未間斷，直至殷商被周人滅亡。

從夏商兩代與東夷的關系看，顯然已經(jīng)極大地不同于堯舜禪讓制下的情況了。在禪讓制時代，族團之間的軍事沖突還往往是局部的，就像黃帝和蚩尤的沖突那樣;而到了夏商這樣的擁有強大的國家機器的時代，族團之間的矛盾則不能不與國家政權息息相關，因而軍事沖突不僅難以避免，而且規(guī)模也極大地擴大、延續(xù)時間也極大地增加了。

這當然也就增加了民族之間文化融合的難度。解決這種難度，當然不能指望歷史倒退到禪讓制，從根本上說只能指望國家政權的足夠強大和相關國策的適宜對路。從這個意義上看，夏商兩代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就留給了周代;周代如果也解決不好則另當別論，解決好了，那么齊魯文化形成于周代，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事實上，周朝的統(tǒng)治者的確是比較到位地總結了夏商兩代的經(jīng)驗教訓，利用國勢強大的有利時機，采取了相宜的國策，這就是周初的“封土建侯”，也即封建制。當然，封建制并不是周人的創(chuàng)造，早在夏商兩代就已實行，只不過周人對它進行了改造而已。原來，夏商兩代是由諸侯自下而上地承認國君的共主地位從而形成“封建”，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中央對諸侯的控制就十分薄弱。周初封建改變了這種做法，不再自下而上，而是由周王室自上而下地分封諸侯，并強調對諸侯有統(tǒng)一的政令和控制之權，這就是所謂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意味著國家的統(tǒng)一，王權的加強，社會的進步。

值得關注的是，有鑒于夏商兩代的教訓，周朝的封建制還是相當開明的;第一，在分封姬姓宗族親戚、功臣的同時，也對夏商后裔以及著名部族首領的后代進行加封，所采取的是所謂的“興滅國、繼絕世”的政策;第二，中央除了掌握“禮樂征伐”這樣的大權之外，允許各諸侯國在治國、行政、風俗習慣等方面有較大的自由，包括夏商各部族的后代可以保持原來的信仰、禮俗，乃至政治習慣。

可以說，正是由于采取了這樣寬松的基本國策，這就為西周初期長期的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很好的環(huán)境和空間，也為各個地域形成具有各自特點的文化創(chuàng)造了很好的條件。

齊魯?shù)貐^(qū)的齊文化和魯文化，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形成的。

三、齊魯初封時期各自的主流文化意識

《左傳?定公四年》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這就是所謂的“封土建侯”的周初封建。當時，被封于齊的是太公望姜尚，被封于魯?shù)氖侵芄�旦。乍看起來，兩者的地位相當、作用相同，封地也相近，似乎區(qū)別不大，但仔細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兩者的差異，這也就決定了他們的主流文化意識肯定會有所不同。正如《呂氏春秋?長見》所載：“呂太公望封于齊，周公旦封于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 周公旦曰：‘親親上恩。’”

魯國的主流文化意識是“親親上恩”，這與其始封國君周公旦有著直接的關系。我們先看《史記?魯周公世家》關于周公旦的記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xù)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