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鵬：中國社會領域的轉型比東歐要激進得多

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主辦的首屆“新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第一會議室召開。在第三場以“大轉型更廣泛視角”為主題的對話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呂鵬副研究員作了以“中國的市場轉型極其爭議：與中東歐的比較視角”為主旨的報告。

呂鵬認為中國的社會學界對中國與蘇聯(lián)中東歐國家的比較興趣始于中東歐國家即共產階級政權解體崩潰之后，而在此研究中，學者們多關注其在轉型階段的社會結構變化，并從社會結構的視角中以“先有資本家再有資本主義”為特征區(qū)分共產主義轉型和拉美、韓國等地區(qū)的市場轉型。

而在社會階層于轉型期的流動觀察中，社會不平等問題也吸引了眾多研究者的目光。呂鵬還發(fā)現(xiàn)即使是轉型研究處于高潮階段，“沒有任何一本著作是把中國、俄羅斯、東歐國家放在一個框架當中進行經驗研究”。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及“一帶一路”戰(zhàn)略提出后，學界開始“證明中國道路合理性、正當性”，但呂鵬認為這些“都不是正當?shù)睦碛伞?rdquo;

因此，呂鵬建議在中東歐國家的比較研究中，應多關注五個被忽視的領域。一是可以從公司數(shù)據(jù)層面分析來自底層的企業(yè)家和官僚究竟誰是中國市場轉型的贏家。二是在“中國社會領域轉型比東歐激進的多”的背景下，應多關注社會領域的不平等，其認為中國的不平等是“市場的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同時累計下來的”。三是重新考量中國經濟績效究竟是市場轉型的凈效益還是現(xiàn)代化（包括工業(yè)化和全球化）帶來的凈效益。四是應當比較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的轉型起點，其認為“從社會主義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觀點并不準確。第五點則是21世紀政商關系的研究，其認為“俄羅斯有很多資本家寡頭，但是沒有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而“匈牙利的資本家都被外國的中等階級取代了”，至于目前“整個中國、俄羅斯、匈牙利都變成了國家力量越來越強大的新興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研究者應從資本構成角度解答這個問題。

以下為演講實錄：

呂鵬：謝謝聶老師！因為聶老師給我布置講的是關于大轉型的視角，剛才聶老師講了去了臺灣，發(fā)現(xiàn)臺灣還有計劃經濟，覺得非常奇怪，其實對于政治學家還有社會學家沒有什么奇怪的，可能是常識性的問題，但是在社會主義階段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學界基本上不用計劃經濟這個詞了，如果在社會學界論文上發(fā)文章，大家常用的一個固定的或者說大佬們用的詞叫“國家社會主義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或者向資本主義的市場導向轉型。為什么不用計劃經濟，用國家社會主義再分配這個詞呢？其實背后實際上反映了一個想法就是說，在社會學家或者政治學家看來，當然也包括一部分經濟學家，比如克爾曼（音）用的是官僚協(xié)調的經濟和市場協(xié)調的經濟，他們實際上一直是想把整個共產主義的政權或者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政權，當作不同于資本主義一系列的政治經濟體來看待。

換句話說，臺灣可能在研究社會主義的學者看來，哪怕你有再多的計劃經濟，哪怕你有再多的大國維權，都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或者資本主義多樣性當中比較接近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蘇聯(lián)也好，中東歐國家也好，中國、越南、古巴、朝鮮，無論如何都是資本主義的，從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他們認為這樣一個體制實際上是作為一個共產主義的或者把它叫做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體制。什么叫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呢？就是說經典作家馬克思，社會主義空想者傅立葉這些人，他們都理想鐘的社會主義是什么樣子的，但是我們想蘇聯(lián)、中國、越南、朝鮮、古巴，是實際存在當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是理想狀態(tài)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他們看來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跟過去的另外一個不同以資本主義的方式，臺灣可能屬于資本主義范疇當中接近國家資本主義的類型，但是絕對不是共產主義體制的一個類型。

我要講的其實是說，真正的對于學術界，中國的社會學界對于中東歐國家就是共產階級政權解體崩潰之后開始中國與蘇聯(lián)中東歐國家的比較開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然社會主義學家一直要講的是說，蘇聯(lián)的解體也好、中國邁向市場化也好，這些的解體究竟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當中的拉美國家的走向市場化，或者說跟其他的比如亞洲四小龍，向自由經濟轉變到底有什么不同，要把這個區(qū)分開。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說法，經濟學家克爾曼寫了很厚的書叫《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講了很多，我不講經濟學家的觀點，我們講社會學家是怎么分析的，社會學家用了分析重要變化的就是社會結構或者社會階層，我們把蘇聯(lián)解體帶來的這一波的變遷，人類的第二次大轉型，他們認為人類的第一次大轉型發(fā)生在封建主義或者我們說歐洲的那些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這是人類第一次大轉型，主導人類社會市場主要的因素由再分配主導方式向市場主導的方式轉變，這樣一個過程、這樣一個階段，一直到蘇聯(lián)解體之后我們才出現(xiàn)第二次大范圍的，我們說再分配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第二波大的浪潮。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會看到一個重返到資本主義重新興起時候的狀況，就是資本主義原初狀態(tài)的時候是怎么樣興起的，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蘇聯(lián)、中國、越南也好他的戰(zhàn)略興起，非常接近于資本主義原始生存的狀態(tài)，而且更重要的一點，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這些共產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有一個很重要的結構性因素，就是他是在一個沒有資本家的社會當中生產資本注意，而在之前所有的，包括臺灣、拉美是在有資本家的情況下生成資本主義的。就是說在所有的這些國家的轉型過程當中都是先有資本家再有資本主義，可能資本家沒有多少，不管怎么樣在社會上都沒有消滅資本家這么一個階級，所以先有資本家再有資本主義。而在共產主義這樣的轉型過程當中，由于階級斗爭存在，是完完全全的消滅了資本家，作為一個階層消滅掉了。所以在共產主義轉型過程中，是先有了資本主義制度才有了資本家，這樣就把共產主義這樣的轉型和臺灣的、拉美的、韓國的那些國家及地區(qū)的市場轉型區(qū)別開。

從這個角度來說，社會學家尤其關注在這樣的轉型過程當中社會結構的變化，所以這也是為什么關于中東歐的社會轉型研究絕大部分的學者在社會學界都是做階層分析的、階級分析的，因為大家把階級分析當作一個重點。我就不普及太多的內容了，有早期的研究，我們說1989年市場轉型理論開始，可能大家都知道，就強調主要是分析在整個市場轉型過程當中哪些人成為市場轉型的贏家，哪些人成為輸家，哪些人、哪些階層成了市場轉型的獲益者，哪些階層成為了市場轉型的受損者，由這樣的出發(fā)變成了很多關于社會不平等的研究，這方面很多很多。

我想講的有意思的是說，這樣的研究在90年代中期成為一個社會研究的高潮，最高潮是95年當時美國社會學雜志專門出了專題討論社會主義轉型國家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但隨后就走向了一個低潮。有很多原因，當然其中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原因，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比較已經沒有什么好說的了，東歐國家變成了一個正常國家，加入歐盟了，俄羅斯成了一個民主國家，中國跟俄羅斯、東歐沒有什么可比的，所以大家這方面的研究就放棄了。即使是這一點我們也發(fā)現(xiàn)一個非常驚訝的事實，就是我們很多人，不知道大家注意沒注意到，即便轉型研究處于高潮的時候，都沒有任何一本著作是把中國、俄羅斯、東歐國家放在一個框架當中進行的，我說的是經驗研究，基本上沒有，大家基本上是各說各的話，有一篇文章也沒有發(fā)表成一個著作。

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突然發(fā)現(xiàn)，中國人對東歐國家的戰(zhàn)略興趣重新又興起了，什么原因呢？有兩個原因很重要。第一個，是在2008年之后，因為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后，大家發(fā)現(xiàn)，只有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最好，我們說加入東歐的捷克、波蘭、匈牙利都不行了，大家會發(fā)現(xiàn)這個時候中國的學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開始證明中國道路合理性、正當性，大家開始來做比較研究，把東歐當作失敗的例子。最近的原因，因為“一帶一路”，大家開始對東歐國家重新產生興趣，在我看來都不是正當?shù)睦碛伞?/p>

關于整個中東歐國家的比較研究有很多仍然沒有完成的問題值得我們去進行關注，我想進幾個。比方第一個，我們絕大部分的社會學界關于市場轉型不平等的研究，現(xiàn)在這個研究基本上非常成熟的，大家覺得已經非常非常無聊的一個研究，這個爭論很多，但是大家都沒有發(fā)生，到底在中國的市場轉型過程當中我們來自底層的企業(yè)家或者創(chuàng)業(yè)者是贏家還是說官僚是贏家，大家沒有一致的解釋，我們吵了這么多年。但是我們也許可以從公司層面的數(shù)據(jù)來進行分析，所以有人寫過一篇文章，就是說把市場轉型的爭論帶到公司層面。我們可以從公司層面的角度去繼續(xù)探討市場轉型對于社會不平等、對于資源分配的影響。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在社會學界基本沒有人研究的，不平等現(xiàn)象就是社會領域的不平等。很多人認為對于中國轉型的研究，認為中國的轉型是一個漸進式的，東歐和中歐的俄羅斯的轉型是激進式的，斯蒂格里茨都有這樣的觀點，僅僅涉及到經濟領域。如果把社會領域同樣放進來，會發(fā)現(xiàn)中國社會領域的轉型比東歐要激進得多，比方說醫(yī)療領域，當我們中國已經推行民營醫(yī)院，90年代開始實行醫(yī)療體制貨幣化改革的時候，我們要知道在整個前蘇聯(lián)地區(qū)，基本上他們社會主義的醫(yī)療體制沒有受到任何的促進，這也是為什么能夠解釋中國的社會不平等在90年代尤其高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中國的不平等是社會的不平等和經濟的不平等，就是市場的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同時累計下來的，而在東歐國家，俄羅斯，他的醫(yī)療體制基本上沒有觸動，他依然保持了非常完整的社會主義的一倆體制。當然到了2005年之后，公立醫(yī)院開始推進的時候，這個時候中東歐才開始進行貨幣化的改革，所以這兩個道路恰恰我們是分開了。所以在社會領域對于不平等的研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

第三個，宏觀的比較。我們耿老師其實做的這個研究可以分支一個，對于國家宏觀經濟績效的比較，中國、俄羅斯、匈牙利、波蘭，但是這樣的比較我們要區(qū)分出三個最基本的宏觀動力的區(qū)別，就是我們說到的工業(yè)化或者現(xiàn)代化的機制，全球化的機制，轉型的機制，真正的難點是在我們這樣一個量化研究當中如何能夠計算出轉型帶來的對于經濟績效的凈效益。就是我們的經濟績效所取得的效果，在多大程度是市場轉型本身帶來的，還是說中國因為本身就是一個落后的沒有工業(yè)化的國家，工業(yè)化本身所帶來的，還是說由全球化帶來的，我沒有展開，我們楊老師寫過一篇非常有文采的文章，區(qū)分了市場轉型的凈效益和現(xiàn)代化帶來的凈效益，兩者之間的影響，很多學者并沒有區(qū)分出這樣的東西。

第四個，對于轉型之前的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的轉型起點，這是一個歷史社會學的一句話。我們很多人會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和蘇聯(lián)的經濟轉型是處于同樣的，我們都是從計劃經濟，或者我們都是從社會主義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其實不是，有老師寫過非常有文采的文章，說蘇聯(lián)從來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再分配經濟，中國從來沒有成功的建立起再分配經濟，劉少奇建立的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fā)被打斷了，鄧小平開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實想恢復原來跟劉少奇做的理性再分配經濟，想恢復這樣的經濟，中國從來沒有，只不過打亂了重新恢復理性的再分配經濟的計劃，所以你們會看到改革之前我們的起點是完全不一樣的。當然也包括到對80年代、90年代改革的研究，這個研究現(xiàn)在非常關鍵，很多人就要死了，再不研究口述政策制定過程，如果再不能訪談到朱镕基、江澤民，長者很多回憶錄最近已經出來了，如果誰有機會接觸長者趕緊告訴我做一個訪談。

最后一點，21世紀政商關系的研究。講非常重要的一點，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在共產主義垮臺之后，絕大部分人認為我們朝著不同的方向在前進，中國、俄羅斯、匈牙利我們走向了三個不同的方向，我的導師叫做共享主義的三個不同的世界，好像是一個威權的時期、市場經濟發(fā)展，匈牙利、波蘭這些國家都是融入歐盟成為市場經濟，俄羅斯叫普京式的有關系的民族也到市場。我們走了三個不同的道路，現(xiàn)在問題是說，如果你重新去看，你會發(fā)現(xiàn)這三種不同的道路趨同或者更準確說相互之間差距在縮小。俄羅斯雖然是一個寡頭社會，但是俄羅斯寡頭的面貌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已經不能像90年代的寡頭理解俄羅斯之今天的寡頭。中國企業(yè)家的構成也發(fā)生的變化，匈牙利、波蘭、捷克都在轉變，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理解的民主國家，我們以前說匈牙利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因為匈牙利的資本家都被外國的中等階級取代了，俄羅斯是一個沒有資本主義的資本家社會，因為俄羅斯有很多資本家寡頭，但是沒有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現(xiàn)在都變了，現(xiàn)在整個中國、俄羅斯、匈牙利都變成了國家力量越來越強大的新興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我們明天會從資本構成來解答這個問題。